山水之乐:浅谈中国古代的旅游文化_自然

山水之乐:浅谈中国古代的旅游文化_自然
山水之乐:浅谈我国古代的旅行文明 在我国古代,游山玩水是士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。“山水之乐”被以为是读书人应有的喜好,彰显出“正人”特有的狷介品质和文明档次,其含义远远超出单纯的旅行或文娱。这一旅行文明现象的构成及其价值的提高,是儒家与道家思维互补融合的成果。 道家崇尚“见素抱朴”(《道德经》)“法天贵真”(《庄子·渔父》)“素朴而全国莫能与之争美”(《庄子·天道》)。山水景象代表天然与天工,与人为斧凿的庙堂都市恰成鲜明对比,“山林欤!皋壤欤!使我欣欣可是乐焉”(《庄子·知北游》)。东汉末年,道家思维的影响渐增,有人即指出旅行之乐符合老庄悟道之旨,仲长统《乐志论》曰:“蹰躇畦苑,游戏平林,濯清水,追冷风,钓游鲤,弋高鸿。讽于舞雩之下,咏归高堂之上。安神闺房,思老氏之玄虚;呼吸精和,求至人之似乎。” 迄魏晋南朝,形而上学盛行,老庄之道上升为士大夫阶级的盛行崇奉,山水旅行随之风行。其时士人习气将欣赏天然风景与回归人的天然赋性联系起来,如陶渊明的名句“久在樊笼里,复得返天然”“少无适俗韵,性本爱丘山”等。由于视山水为天然之道的表现,也就视玄理与山水好像一物,戴安道《闲游赞》内有一段经典的论说:“昔神人在上,辅其天理,知溟海之禽,不以笼樊服养;栎散之质,不以斧斤致用,故能树之于广汉,栖之于江湖,载之以大猷,覆之以玄风,使夫憨厚之心,静一之性,咸得就山泽,乐闲旷,自此而箕岭之下,始有闲游之人焉。……彼闲游者,奚往而不适,奚待而缺乏?故荫映岩流之际,偃息琴书之侧,寄心松竹,取乐鱼鸟,则恬淡之愿所以毕矣。”在其时的文人创造中,山水与玄理的结合很常见,两者彼此浸透,使山水景象升华为士大夫能够任意漫游的一方清闲、自得的六合,旅行活动然后获得了返璞归真、寻求逍遥自得的标志含义。 山林既然在樊笼之外,所以变成隐逸的代名词。这样,便掺杂了入世和出生的敌对。在儒家传统中,本来存在仕与隐的敌对,所谓“全国有道则见,无道则隐”(《论语·泰伯》)“穷则独善其身,达则兼济全国”(《孟子·尽心上》)。孔子对山人们的点评是“不降其志,不辱其身”(《论语·微子》)。由此可见,隐逸包含着激烈的不满和抵挡实际的意味。但形而上学家们尽力谐和“名教”与“天然”(即儒家与道家)的联系,提出朝隐说:“夫隐之为道,朝亦可隐,市亦可隐。隐初在我,不在于物。”(《晋书·邓粲传》)有人甚至断语:“大隐约朝市,小隐约陵薮。”(王康琚《反招隐诗》)著意于林泉之下、脱略形骸的隐者不过是格式狭隘的“小隐”,而任意所适、清闲朝市的才算“大隐”。 在入世与出生的联系上,儒家与道家从敌对一变而为互补融合,郭象诠释《庄子·逍遥游》“藐姑射之山,有神人居焉”一段时着重:“夫神人即今所谓圣人也。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,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。”虽然在浊世与衰世,隐居山林依然具有不合作甚至反抗的意蕴,但鱼与熊掌兼得的逻辑从此占有士文明的干流,居官入仕享用尘俗的成果,一起尽情山水获取精力上的满意,入世而又出生。山水之乐不再是消沉避世的挑选,而是与功名赋有双管齐下的另一种精力寻求。游风昌盛之下,还呈现了一种独特的柏拉图式精力旅行——“卧游”。始于晋宋间的名人宗炳,其人“好山水,爱远游”,晚年时将终身游历过的山水风景“图之于室”,“澄怀观道卧以游之”。这一纸上行游的精力文娱变成闻名典故,为后世很多士大夫所仿效。 唐宋时期,朝隐说进一步发展为吏隐说,谓不以利禄萦心,虽居官而犹如隐者。回归天然的旅行之乐是吏隐者的精力寄予,在文人著作中层出不穷,如白居易《江州司马厅记》云:“江州左匡庐,右江湖,土高气清,赋有胜境……苟有志於吏隐者,捨此官何求焉?”宋王禹偁《游虎丘》云:“我今方吏隐,心在云水间。”白居易还提出中隐说,分析官居闲职的日子风味,“大隐住朝市,小隐入丘樊。丘樊太萧瑟,朝市太嚣喧;不如作中隐,隐在留司官”(《中隐》)。他历数中隐的种种趣味,首要便是旅行之乐,“君若好登临,城南有秋山;君若爱游荡,城东有春园。” 通过儒道思维的互补融合,寻求山水之乐的旅行活动跻身干流文明,成为读书人精致狷介的一个标志,以及文人创造的重要体裁。山水画论代表作《林泉高致》(北宋郭熙著)生动论述了“正人”的山水癖:“正人之所以爱夫山水者,其旨安在?丘园养素,所常处也;泉石啸傲,所常乐也;渔樵隐逸,所常适也;猿鹤飞鸣,所常亲也;尘嚣缰锁,此情面所常厌也;烟霞仙圣,此情面所常愿而不得见也。”因而,士大夫阶级中盛行一种姿势,即不时披露对功名的鄙视和对官吏的厌恶,期望挣脱名缰利锁,脱去尘俗之气,归隐郊野,留连于佳山秀水之间,过安闲闲适的日子。即便王安石这样的大政治家也会在登临之际表达:“游者如可得,甘弃万户封。”(《次韵游山门寺望文脊山》)古代“士”的旅行,与现代的群众旅行悬殊。其在本质上是小众化、精英化的,故意与“世人”坚持间隔,意图是暂离功利场上的激流险滩,逃避城市的喧嚣喧闹,从山水中罗致清闲逍遥的精力愉悦。 山水不仅是旅行欣赏的目标,更是“士”的精力家园。它的意蕴虽以道家的天然为主,也融入了儒家的比德观。儒家有托物言志的传统,《诗经》善用比兴,籍物抒发。孔子周游列国,历览名山大川,以山水比德(“智者乐水,仁者乐山,智者动,仁者静,智者乐,仁者寿”,出自《论语·雍也》),用天然景观的特性比方品质含义和社会特点,借以言志。跟着士大夫旅行山水之风的昌盛,这一传统得以发扬光大,如松柏、莲花、“四正人”等,相继成为士大夫品质的标志。 清康熙帝曾谈到天然景象的比德含义:“至于玩芝兰则爱德行,睹松竹则思贞节,临清流则贵廉洁,览蔓草则贱贪秽,此亦古人因物而兴,不行不知。”(《钦定热河志》卷25《行宫一》)因而,旅行山水又称“仁智之乐”,被以为是承继了圣贤之心。历代大儒往往热爱旅行,朱熹“每经行处,闻有佳山水,虽迂途数十里,必往游焉。携樽酒,一古银杯,大几容半升,时引一杯,登览竟日,未尝厌恶”(罗大经《鹤林玉露》丙编卷三《观山水》)。明代王守仁常说自己“生平山水是课程”,偶然还发点道家的慨叹:“尘网苦羁縻,赋有真露草。不如骑白鹿,东游入蓬岛。”(《登泰山五首》之四) 放意林泉、流连山水的旅行文明,对我国古代的雅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,派生出我国独有的文明财富——山水诗、山水画、盆景以及“虽由人作,宛自天开”的私家园林,并且刻画了赋有我国特色的传统审美观,即对立人工斧凿的痕迹,寻求真诚天然之美,神往人与天然的调和。 更为重要的是,“寄傲山水”的旅行文明完善了士大夫的文明性情。余英时先生以为士是“我国文明传统中的一个相对的‘不决项’,所谓‘不决项’即供认‘士’有社会特点但并非为社会特点所彻底决议而肯定不能逾越者”。他主要从阶级立场和社会功用立论,但“士”的逾越性还表现在超逸尘俗的寻求上。固然,一般的士大夫多以山水之乐、出尘之想妆点精致的门面,但又不宜简略视之为虚伪造作,由于庙堂和山林的互补融合是士的抱负品质,鼓励士在心理上与尘俗成果坚持必定间隔。特别是当宦途疲倦或官场失落时,山水旅行之乐永远是士大夫的精力寄予。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言:“或许我国史上没有一位有血有肉的人物彻底符合‘士’的抱负典型,可是这一抱负典型的存在终是无可否认的客观事实;它曾对我国文明传统中很多实在的‘士’发生过‘虽不能至,心神往之’的鞭笞效果。”